抹掉60年烟尘 恢复乾隆年间风貌 迈进琼华岛畔漪澜堂******
在北海公园琼华岛北侧,有一处建于清乾隆十六年的古建筑群——漪澜堂,这里原是皇家游憩、宴寝的场所,后来曾用作饭庄近60年。前不久,历时三年修缮的漪澜堂终于完成布展开门迎客,上万平方米建筑群与近千件精美陈设复原这处皇家建筑的原始风貌。
亮相
对照清史档案修缮38座文物建筑
漪澜堂建在北海琼华岛的北侧,是清乾隆十六年的建筑作品。穿过碧照楼的正门,就是这一古建筑群。内有东中西三个院落,分布着道宁斋、远帆阁、晴栏花韵、霓裳曼舞等主要建筑,是当时皇家读书、宴饮、游憩的地方。漪澜堂“本堂”位于中路院落的南侧,也是这个建筑群中单体结构最大的建筑物。
1925年,北海被辟为公园对外开放,漪澜堂建筑群在当时被用于经营用房。1959年,仿膳饭庄搬进漪澜堂,依靠古色古香的建筑群体,这里变成了餐饮经营场所。2016年,在各方努力下,仿膳饭庄完成腾退,将漪澜堂交还北海公园。
自此,修缮的前期工作开始了。“我们首先对院落进行了简单整理,勘察设计单位随后进驻。修缮方案编制、上报、审批完成后,2019年12月修缮工程正式开工。”北海公园副园长胡峂介绍,修缮范围东至倚晴楼、西至分凉阁、北至延楼、南至延南薰,共38座文物建筑,建筑面积3904.8平方米,占地约10000平方米。整个修缮工程过程中,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公园不断与国家文物局、市文物局、市财政局进行沟通协调,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为契机,确保工程顺利推进。
在解决文物建筑本体、院墙、院落地面、望柱栏板、排水暗沟等普遍残损病害的基础上,修缮人员重点对存在大木结构安全、不当改变原有格局和形制的建筑采取针对性措施,包括拆除后期加建的非文物建筑,恢复历史建筑格局和内外檐装修等。专家们又严格按照清史档案记载,调阅了“样式雷”烫样的全部内容,对文物古建进行了修复。
历经三年修缮,一个多月前漪澜堂古建筑群终于恢复了清乾隆时期的风貌。如今,“重装”复原后的漪澜堂与游客见面。
修缮
拆除添建的后厨和锅炉房
对漪澜堂建筑群的修缮堪称一场“大修”。漪澜堂曾被仿膳饭庄占用近60年。在此过程中,由于多次功能性调整改造,古建筑本体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北海公园规划建设科邢靳举例,位于漪澜堂建筑群东侧的“霓裳曼舞”曾是一座戏台,按照历史档案记载,它本身应该是三面敞开、一面有墙的开放状态,但仿膳饭庄在占用期间对戏台内部空间也进行了改造。
在勘察阶段,工作人员发现,在漪澜堂建筑的后檐东西两侧分别建了一个后厨、锅炉房。“在此次修缮过程中我们对这些仿膳经营期间添建的非文物建筑都进行了拆除。”邢靳介绍,历时两个月,拆除面积达497.4平方米,在按照历史档案记载及调阅“样式雷”烫样的基础上,复建173.8平方米,从而恢复古建原始形态。
另外,漪澜堂建筑群也到了必须要维修的年头,此前因漏雨造成屋面瓦件残损、木结构腐朽变形、油饰彩画褪色、脱落等问题,对结构安全和建筑美观都会造成影响。
复原
意外发现排水和地暖系统
漪澜堂建筑群的文物建筑达38座、200余间,涉及堂、斋、楼、阁、廊、轩、台等多种类型,修缮的复杂性可想而知。
首先是施工作业面狭小。受制于琼华岛四面环水及文物保护等因素,大型机械车辆不能上岛作业,物料搬运堆放等工作只能靠工人手搬肩扛,尤其是后山的几组建筑,因其依山而建,导致建筑周边的山体遍布太湖石、古树等,且坡度较大,为施工脚手架的搭设及物料的搬运堆放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为此,北海公园与施工方采用悬空搭设物料堆放平台的方式,确保工程顺利开展。
施工中也注意对古树古建的保护。匾额楹联等临时拆下的文物,设置专门的库房进行存放,并依据档案记载等历史档案进行归位。重要的彩画用塑料包材完整覆盖,台阶及地面采取竹胶板封护性保护。周边的古树、叠石也用木板围挡起来,外面再缠绕草绳。
此次修缮替换了糟朽严重的大木构件,出现歪闪、倾斜或局部下沉的大木构件采用局部落架等方式校正,并按原形制、原材料修配缺失的门窗等构件。彩画的修缮措施也一直很谨慎,征求了古建专家的意见后,工作人员对残损严重的部分彩画进行了重绘,其他彩画尽可能保留并除尘。
基础设施也同步完善,工作人员还意外发现了院落里隐蔽的排水系统。“整个院落一共有5条排水暗沟,都是从院落里向太液池自然排水。”工作人员详细检查了排水暗沟,在尽量保持原样的基础上进行了整修加固,并进行了试排水,证明其可以继续使用。
在此次修缮中,工作人员还在漪澜堂及东所的晴栏花韵发现了灶坑和暖道夹层,根据合理保护及利用的原则,对其采取适当措施进行了现状保护及整修,为今后的展示利用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布展
30件手工织绣留住宫廷“味道”
回归后的漪澜堂以室内原状式展览展陈的形式与游客重新见面。楠木包厢床上布置着手工织绣的炕宝座,宝座后设立屏风,再现乾隆所著游记《塔山北面记》内容,床上还配有玉石柄宝刀与仿紫檀嵌玉如意等较为常见的皇家休闲空间陈设品……进入漪澜堂室内,陈设布置庄重、规整。
殿内西墙上还悬挂着手工织绣装饰画——竹石双凤图挂屏及手工刺绣博古挂屏,极具清代宫廷色彩。北海公园研究室主任张冕说,像这样的织绣物品,在漪澜堂建筑群里一共有近30件,全部由宫廷织绣技艺传承手工制作,为的就是留住宫廷“味道”。
漪澜堂建筑群西侧南边的道宁斋,曾是乾隆皇帝读书吟咏的地方。一层西面墙上悬挂着具有宫廷装饰风味的一对百宝嵌挂屏,通过寿山石、岫玉、青金石等珍贵的材料组合成花鸟图案,显得富贵堂皇。条案上的仿古自鸣钟更是增添了生活气息。
“依托历史档案和资料,我们借鉴了同时期的殿室陈设,尽可能还原历史风貌,也营造更多氛围感,让游客一来到殿内就感受到当时的历史环境和背景。”张冕介绍。
本报记者 任珊 程功 摄
践行聂耳的路——朱践耳百年音乐人生******
作者:董 剑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这首广为传唱的歌曲,自从1963年诞生以来,曾打动了无数人,激励了无数人。这首歌曲是作曲家朱践耳根据雷锋事迹谱曲而成。
在百年人生中,朱践耳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丰富而多情的音乐世界。他的音乐人生堪称中国交响乐史的缩影。
朱践耳 上海图书馆馆藏藏书票 刘明辉/作
朱践耳原名朱荣实,字朴臣,安徽泾县人。从少年时代起,朱荣实就十分敬佩聂耳,喜爱他的救亡歌曲和艺术歌曲。他对家里给他取的名字中浓厚的封建意味深感不满。21岁时,他更名为“践耳”。其中的“践”字有两个含义:一是他决心步聂耳后尘,走革命音乐之路;二是想实现聂耳未能完成的志愿,去苏联留学,写交响乐。
朱践耳说:“聂耳如果没有走得那么早,他一定是中国的贝多芬。我改名‘践耳’,就是一心想继续走他没走完的路。”
朱践耳出生于天津,自幼就跟随家人迁居到上海生活。在中学时,朱践耳便对音乐产生了浓厚兴趣,开始自学钢琴等乐器,之后跟随钱仁康先生学习和声理论。1945年,在日本投降之际,朱践耳参军,因为体质差,没能去前线部队,而是留在了苏中军区文工团。当时文工团有一架手风琴,没有人会演奏,这架手风琴就成了朱践耳最趁手的武器,为战士们文娱活动做伴奏。在解放战争中,朱践耳成了军乐队的队长兼指挥,在革命大熔炉中开启了自己的艺术生涯。朱践耳写了大量讴歌革命的音乐作品,歌曲《打得好》和民族器乐合奏曲《翻身的日子》在解放区广为流传,让他一举成名。在火热的战地生活中,从小体弱多病的朱践耳身体日渐强壮起来,他曾说:“是革命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啊!”
新中国成立后,朱践耳为北京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大地重光》《海上风暴》等电影创作音乐。1955年,朱践耳只身来到苏联,在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跟随巴拉萨年学习作曲。朱践耳的第一首管弦乐作品《节日序曲》,成为向新中国国庆十周年献礼的一部力作。
1960年,踌躇满志的朱践耳回到了日思夜想的祖国。第二年,他开始负责上海实验歌剧院的作曲工作。此后,朱践耳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小型声乐作品。1963年,毛主席提出“向雷锋同志学习”,激起了全国亿万人民学雷锋的热潮。雷锋的精神、雷锋的品格和雷锋的事迹,伴随着学雷锋主题歌曲传遍了全国各地。
朱践耳就在这个热潮中创作了歌曲《接过雷锋的枪》《唱支山歌给党听》。他也是唯一一位创作了两首广为传唱的雷锋主题歌曲的作曲家。
1958年夏天,词作家姚筱舟创作了一首诗,这首诗在1962年被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编写进了《新民歌三百首》。那时雷锋正在沈阳当兵,刚好看到这本书。雷锋很喜爱这首诗,他将这首诗抄写在自己的日记本中,还将诗的两处做了改动,一是将“母亲只能生我身”改为“母亲只生我的身”;二是将“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改为“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同年雷锋同志因公殉职后,任上海音乐学院教师的朱践耳在阅读雷锋日记时,注意到诗作前两段内容,他为雷锋的精神所打动,仅用半个小时,就为这首诗谱了曲子。朱践耳的爱人舒群回忆,朱践耳无论是创作歌曲,还是创作大部头交响乐作品,只要酝酿成熟,就没有写得慢的。“他写东西,如果没有把握就绝不会写,如果心里掌握了,写得就很快。”
1963年,在上海召开学习雷锋动员大会前,歌唱家任桂珍演唱了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朱践耳也是在这一年才知道这首诗的作者是姚筱舟。
1975年开始,朱践耳在上海交响乐团任职,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了他的交响曲创作生涯。64岁时,朱践耳完成了第一部交响曲。1978年,朱践耳首次将悲剧题材融入交响乐创作中,管弦乐合奏曲《怀念》由此诞生。1982年,朱践耳将民间音乐素材进行加工打磨,运用少数民族特殊的音乐调性与和声谱写下交响组曲《黔岭素描》。朱践耳的创作不是凭空想象的天马行空,他在西南地区的农村生活、考察了大半年的时间。在这里,朱践耳第一次听到苗族、侗族的民族音乐,充分了解了西南地区民族音乐的风情,设身处地感受当地人的生活环境。有了这些积累,朱践耳才自信地说出:“从民间音乐的土壤里,我找到了某些现代作曲技法的‘根’。”
1985年至1999年,朱践耳创作了11部气势恢宏的交响曲、18部各类交响乐作品。在改革开放初期,不少作曲家对于引入西方的现代音乐还持怀疑的态度。朱践耳一直致力于将中国民族音乐元素发挥到极致。他深知,想要进步就必须接受新事物,对西方的现代音乐的合理之处必须进行吸收。朱践耳创作巅峰时期的代表作是《第十交响曲》。这部创作于1998年被命名为《江雪》的作品,将中国古琴曲《梅花三弄》和唐代柳宗元的古诗《江雪》运用到西洋音乐体裁交响乐之中。这部作品充分展现了中国的语言文化魅力,将戏曲和古诗的吟诵这两种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将交响乐中的民族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部作品将录音资料与乐队的现场演奏结合在一起。古琴曲《梅花三弄》是由龚一演奏并录制的,这种演奏方式不仅在中国的交响音乐历史上开了先河,还给现场的观众带来一种全新的听觉体验。在交响曲的编配中,朱践耳更是将十二音序列用“五声”性进行编排,使得整部作品充满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的风格。而这也是他所刻意追求的。这部《第十交响曲》直至今日还有很大的影响力。其原因在于,朱践耳在西方的音乐体裁中加入了中国音乐的创作思维,看似传统的编配中充满着创新的技法,他将古琴、戏曲、管弦乐完美结合在一起,琴声、人声、管弦乐的声音浑然天成。
朱践耳生前创作的最后一部作品是室内乐《丝路寻梦》,这部作品是他为大提琴家马友友的“丝绸之路”乐团而创作的六重奏,2008年被改编为重奏与管弦乐合奏的版本。
2017年,朱践耳以95岁高龄病逝于上海。在许多音乐学研究者眼中,朱践耳的音乐人生堪称传奇。他饱经岁月沧桑,人生步入花甲之年后竟还达到了创作的巅峰期,完成了11部交响曲,每一部都有其独特的音乐格调,不仅表现出作曲家个人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更展现了民族和时代特色。
“朱践耳先生是中国迄今为止创作力量最全面的作曲家,也是青年一代的楷模。他的人生轨迹可以说是中国交响乐历史的缩影。”作曲家叶小钢认为,朱践耳的创作是沟通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的桥梁,他的作品诠释了音乐可以有更丰富的欣赏方式。在他的创作中,音乐可以朴实地演奏民族民间旋律,也可以华丽地奏出管弦乐队的辉煌;作曲技法可以恰如其分地被排列,也可以别出心裁地体现独具一格的民族风情。
朱践耳创作一丝不苟,花费十年时间才创作出《第一交响曲》。他曾告诫青年作曲家,要静下心来下苦功。朱践耳的手稿永远工整清晰,别人常劝他不要花费那么多时间来写谱子。他说:“先生教的,每个符头,每根线都要对齐,连在哪里翻谱都要算好,方便指挥、演员阅读。”
有人认为他的作品里看不到其他作曲家的痕迹。朱践耳的作品之所以可以不着痕迹地将中国的民族性融入西方的作曲技巧中,就是因为他长期浸淫于民族民间音乐之中。正如朱践耳所说,“现代的东西要拿到生活里去核对、分辨,才会知道哪些是中的,哪些是西的”。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30日 16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